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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察举制之得
发布时间:2019年03月06日 [打印]

察举制施行数百年,汉代政治赖得其利,也多承其弊,得失互见,成败有自。首先看其利在何处。

举贤任能,善治天下

见诸史书的察举科目不下十余项,名类既多,涵盖亦广,举凡明德循礼、通经知兵,无不毕覆,依“才”“德”是举,颇有求达“野无遗贤”之意。较之前代“世卿世禄”的血缘裙带、军功制下的杀伐之劳,察举制的选才标准显然要宽泛包容得多。

对于汉代人才辈出的景象,《汉书•公孙弘卜式儿宽传》里曾如此描述,武帝时,“卜式拔于刍牧,弘羊擢于贾竖,卫青奋于奴仆,日磾出于降虏,斯亦囊时版筑饭牛之朋已,汉之得人,于兹为盛,儒雅则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儿宽,笃行则石建、石庆,质直则汲黯、卜式,推贤则韩安国、郑当时,定令则赵禹、张汤,文章则司马迁、相如,滑稽则东方朔、枚皋,应对则严助、朱买臣,历数则唐都、洛下闳,协律则李延年,运筹则桑弘羊,奉使则张骞、苏武,将率则卫青、霍去病,受遗则霍光、金日磾,其余不可胜纪”。这种“群士慕向,异人并出”的盛世光景,显然与选官制度的优化直接相关,其中察举制贡献良多。

阶层流动,国家稳定

察举科目众多,选才标准宽泛,但其核心却不出“德”“才”二字,这实则将血缘、门第、职业、地域等考量因素相对弱化了。如此则入仕门槛降低,“先天”桎梏松弛,各式人才均获得了可能的晋身之阶。

就实际状况而言,确有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情形出现,最著者莫若公孙弘。公孙弘少时海上牧猪,壮时命途偃蹇,至垂暮之年,却由一次察举奏对骤然得志,由寒微之末至显贵之极,这样的人生际遇,如无制度的设置畅达,是根本无法想象的。

汉代察举,不仅“举士”,亦可“举官”,有无官职,均可被纳入举荐范围,因此微末小吏上升之路大开。汉代名臣多有从“察廉”一科起步,由下僚开始转迁,最后竟至大员者,不胜枚举。

无论是由平民为官吏,还是从微吏至巨宦,都是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表现,这一通道的存在与顺达,在扩大统治基础的同时,也将竞争机制引入了国家治理结构当中,激发了官僚体系的活力,提升了运转与更新的效能。

价值导向,德治天下

汉代察举“德”“才”兼顾,以德为先。这对于塑造整个社会的道德形态与行为规范,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与示范效应。

汉代重孝重农的观念倡导,反映在察举制中,便有“孝廉”“孝弟力田”之目。如惠帝四年(公元前191年),“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”,就是政府让官员荐举孝敬父祖、顺从兄长而又致力于农事之人,然后免除其劳役。吕后元年(公元前187年),“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”,以如此高的官秩来加于其人,目的是“劝历天下,令各敦行务本”。再如察举制有“明经”一科,要求通晓经学,风气所及,邹鲁一带就有“遗子黄金满籯,不如教子一经”之语。

在倡导宏观价值观念的同时,汉代也以“技术性”的手段,将某些具体准则镶嵌入察举制的制度设计当中,使得官僚有所戒惧,减少弄权祸国的危害。如汉承秦律,对于权、责制定了硬性的关联条件。《史记•范雎列传》载:“秦之法,任人而所任不善者,各以其罪罪之。”就是说,举人不当,举荐者要同受责罚。

由上可见,通过对察举宏旨与操作细则的设定,国家将“孝”、“廉”、重农务本、权责对等等理念在朝野广泛传播,以求成为官民思想行为的自我约束与内在准则,直至塑造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与意识风貌。

(摘编自2017年2月27日《学习时报》 张毅/文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