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04月20日 周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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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资治通鉴》中的治世智慧
发布时间:2018年04月11日 [打印]

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,《资治通鉴》以其“体例严谨,脉络清晰,网罗宏富,体大思精”著称。司马光通过有体系地讲述历史上的政治兴衰和军事得失,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,以便为包括皇帝在内的读者,提供历史的借鉴。

领导的内在品质:仁、明、武

司马光重视人君的才能、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。他给新即位的宋神宗提出“修心之要有三”“治国之要有三”。

所谓“修心”,就是要加强思想与政治修养,提高领导素质和领导能力。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,“一曰仁,二曰明,三曰武”。

司马光认为“仁”包括两个部分:“修政治,兴教化”是指领导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,用理想信念动员群众的能力;“育万物,养百姓”是指在国家建设中,做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,要为黎民百姓谋幸福,让他们看得见增长实惠。这是“大仁”,即人君之仁。西汉的文景之治、唐代的贞观之治,都是因为在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现而彪炳史册。

在现实操作层面,“大仁”体现在各项政策和法令之中。刘邦入关中,约法三章,秋毫无犯,获得广泛拥戴。项羽在咸阳屠杀无辜,火烧宫室,随后又放逐天下共主“义帝”,分封也充满了私利算计,结果失去民心。

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二个功夫是“明”。

“明”是指领导的判断决策能力:“知道义,识安危,别贤愚,辨是非,此人君之明也。”其中,“知道义,识安危”,是对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把握,包括对事物性质属性的判断,对风险的管控。比如,刘邦在汉中,韩信提出“汉中对”,制定“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”,攻取关中,东向争霸天下的发展战略,成为刘邦建立汉朝江山的关键转折点。

“明”的第二个方面“别贤愚,辨是非”,是对人才的识别能力、对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。唐玄宗重用李林甫、杨国忠,纵容安禄山,有多少人曾指出其中的危害和危险,玄宗却都置之不理。大唐的倾颓,与领导人刚愎自用、讳疾忌医不无关系。

领导者要修炼的第三项功夫是“武”。

这里的“武”,不是粗暴蛮力,而是指领导者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,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,还包括抵御各种诱惑、欺骗的能力。唐太宗说:“人主惟有一心,而攻之者甚众。或以勇力,或以辩口,或以谄谀,或以奸诈,或以嗜欲,辐辏攻之,各求自售,以取宠禄。人主少懈,而受其一,则危亡随之,此其所以难也。”领导者由于手中掌握权力和资源,各种巴结谄媚、讨好逢迎,扑面而来,在为人处世时,能否不为所动,把持住自己,坚守原则和底线,这就需要“武”的品质。

  领导的治理方式:官人、信赏、必罚

司马光所说的“治国之要”也包括三项内容:“一曰官人,二曰信赏,三曰必罚。”这些治理方式的一个共同交集点就是“用人”。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得失对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,认为用好人是人君治国的唯一办法。他说:“何谓人君之道一?曰,用人是也。”“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,秦得由余而霸西戎,吴得伍员而克强楚,汉得陈平而诛项籍,魏得许攸而破袁绍。”人才的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!
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了刘邦总结他打败项羽的原因,不是因为比项羽更强大,而是因为手下有以“汉初三杰”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,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,所以导致失败。贞观二十一年,唐太宗总结他为什么能成功时,提出五条用人经验:一是用比自己强的高人;二是用有缺点的能人;三是用人之长,弃人之短,即所谓“使人如器”;四是重用敢讲真话的人;五是华夷一家,用人不讲出身,不搞小圈子。

军师庞统建议刘备入蜀,径取益州,刘备犹豫地说,现在我全靠与曹操反向操作,才有立身之地,治民理政,“操以急,吾以宽;操以暴,吾以仁;操以谲,吾以忠。每与操反,事乃可成耳。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,奈何?”庞统就说:大乱之时,治民理政,“固非一道所能定也”,意思是,宽与急、刚与柔,要变通运用。

其实这是《资治通鉴》的一种价值观。不过,这种价值观被司马光包装在儒家的“政治正确”里,曾国藩独具慧眼,看出来了,他说,“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,莫善于司马温公《资治通鉴》,其论古皆折衷至当,开拓心胸,能穷物之理,执圣之权;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,脉络分明”。所以,读《资治通鉴》,不光要读它“正”这一面——大仁大义、社会责任;还要读它“奇”这一面——兵家讲用奇,以正治国、以奇用兵。

(摘编自2月27日《人民日报》 张国刚/文)